《隆中对》原文、翻译及赏析【띺띺】

小索 2023-10-30 20 0

隆中对原文

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诸葛亮“隆中对策”译文

自从董卓作乱以来，各地豪杰同时兴起，跨州连郡称霸一方的多得数不清。曹操同袁绍相比，名位低贱，兵力又少，然而曹操终于打败了袁绍，以弱胜强的原因，不仅是时机有利，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谋划得当。现在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大军，控制着皇帝向诸侯发号施令，这实在是不能同他较量的。孙权占据江东已经三世了，那里地势险要，百姓归顺，又任用了有才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它为外援，而不可以谋取。荆州北靠汉水、沔水，南边可以直达沿海一带，东面和吴郡、会稽郡相连，西面和巴郡、蜀郡相通，这是个战略要地，而刘表却没能力守住它，这大概是形势给您提供的机会，难道将军没有夺取它的意图吗？益州地势险要，有广阔肥沃的土地，是个富饶的地方，高祖凭借着它建立了帝业。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又在北面威胁着他，那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刘璋却不知道爱惜，有才能的人都盼望能得到一位贤明的君主。将军既是皇室的后代，又声望很高，闻名天下，广泛接纳英雄，思慕贤才如饥似渴。如果能占据荆、益二州，守住险要的地方，与西边的各少数民族和好，又安抚南边的少数民族，对外联合孙权，内部革新政治；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中原进军，将军亲自统率益州大军打出秦川，百姓谁能不拿着饭食水酒来迎接您呢!如果真能这样做，那么称霸的事业就可以成功，汉朝的天下就可以复兴了。

《隆中对》赏析（姜涛）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极为尖锐，终于在公元184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在东汉统治阶级调兵遣将，分路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地方官吏和地方豪绅，借镇压农民起义之机各自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割据一方，这就形成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阀混战。曹操和孙权在镇压农民起义，削平割据势力的过程中，分别统一了中国的北部和东南部。而刘备则先后依附于公孙瓒、陶谦、曹操和袁绍，后来又到荆州投靠刘表。到处流落，一筹莫展。

《隆中对》的故事，发生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十月。这时军阀混战虽然尚未停息，但曹操和孙权独霸一方的大势已定，二分天下的局面已基本形成。对此，念念不忘“兴复汉室”，而且颇有争霸诸侯，统一中国之雄心的刘备，当然不能善罢甘休。于是他便积极搜罗人才，以期共济大事。《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从文章的层次看，又分三层意思。

第一层，从“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至“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先从形势分析入手，指出“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但在长期的割据混战中，许多军阀都相继失败了，而今只有既成集团势力的曹操和孙权，但是又“不可争”与“不可图”。为什么不能与他们“争”和“图”呢？就曹操来说，从过去看，“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但经过官渡一战，曹操却打败了袁绍。曹操之所以转弱为强，不仅是时机有利，而且也是“人谋”得当。这里所说的“人谋”，包括用人和用计两个方面。在用人上，曹操能够使用像郭嘉、荀、许攸等足智多谋的人才；在用计上，能够针对袁绍不恤内政，不能用人等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从现在来看，“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军队实力空前强大，并且挟持了汉献帝，打着堂堂正正的旗号，来号令天下了。对这样的劲敌，暂时是“不可与争锋”较量的。再就孙权来说，“孙权据有江东”，从孙坚到孙权“已历三世”，有牢固的统治根基，国势险要，人民归附，又有张昭、周瑜、鲁肃、程普等贤能之士为之效力，这是难以动摇的。因此，只能同他结成同盟，而不能去打他的主意。中原的曹操既“不可与争”，江东的孙权又“不可图”，到底该怎么办呢？

第二层，从“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至“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就“可争”和“可图”的荆益两州加以陈述剖析。从荆州来看，北边有汉水和沔水之利，南边直到南海，可取得资财。东边和浙江相接，西边直通巴蜀，地处东西南北要冲，“此用武之国”，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据此即可控制吴、魏，保住巴蜀。况且对荆州取而代之也是完全可能的。荆州的统治者刘表昏庸无能，既不懂军事，又不能知人善用。对此，投奔刘表长达七年之久的刘备是深为了解的。荆州虽然是战略要地，但易攻难守，因此只能作为外围，不宜作为建立政权的基地。所以诸葛亮又进而谈到益州。从益州来看，地势险要，土地广阔，物产富饶，当年汉高祖刘邦就是凭借这个地方的有利条件，建立了帝业。言外之意，益州同样可以作为建立蜀汉大业的基地。而且就目前来看，益州同荆州一样，也是“其主不能守”的情势。刘璋身为益州刺史，但同刘表一样昏庸无能，在北边占据汉中的张鲁，时刻都在威胁着他。益州、汉中虽然“民殷国富”，但他们都不体恤百姓，所以那些“智能之士”，都“思得明君”，也同样可以取而代之。既然荆益二州具备地利、人和的条件，那么刘备能否据为己有，以及据为己有之后又该怎么办呢？

第三层，从“将军既帝室之胄”至“汉室可兴矣”，说明刘备完全具备取得荆益二州的条件，并进而申明取得荆益二州之后应采取的措施及其前景。“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天下”。这是说刘备作为皇帝的后代，起而发难，是名正言顺的正义之举，是有足够的声望和号召力的。再加上“总揽英雄，思贤若渴”的美德，就一定能够上下团结一致，取得荆益二州。等到“跨有荆、益”，就要“保其岩阻”。“保其岩阻”，是就军事方面说的，它包含着坚守阵地，蓄积力量，作好准备，待机而动等内容。要保住这块基地，还必须对西南少数民族做好“和”好和安“抚”工作，以巩固后方，解除北伐中原时的后顾之忧。在对外政策上，要“结好孙权”，采取联孙抗曹的政策；在内政上，要“修”，也就是要修明政治，这包含抑制豪强，施行耕战，举贤任能等一系列措施，以革除刘璋的弊政。这些对内对外政策，倘能付诸实行，力量就会不断壮大，政权就会得以巩固，自然就能对付曹操这个劲敌了。然而曹操毕竟势力强大，要想消灭他，也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因而又不可鲁莽从事。要待“天下有变”，也就是要等待曹操集团内部发生变乱或对外发动战争，这时即可乘虚而入，分兵北进，沿着两条军事路线，发动钳形攻势。一条是“将荆州之军”向宛、洛挺进，直捣敌人的心脏洛阳；一条是“将军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攻其首脑长安。如能照此办理，就会受到百姓的拥护，那么成就“霸业”，“兴复汉室”，统一中国的目的即可达到。刘备听了这番对策，极口称善，并“与亮情好日密”。这说明他对诸葛亮的高明对策如获至宝，是欣然接受的。文章的末段，写隆中对策后的反响。从关羽和张飞等人的“不悦”，又可看出刘备对诸葛亮器重的程度，以及诸葛亮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特别是他对关羽和张飞等人的劝阻和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君勿复言。”就更加生动形象地说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说明诸葛亮智识的卓绝，以及在成就蜀汉大业中将要起到的巨大作用。

本文就是沿着如上的故事情节来塑造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历史的实践雄辩地证明，诸葛亮的预见非常英明。只是由于刘备、关羽曾一度没有坚定地执行联孙抗曹的外交政策，结果遭到了孙、曹两面的夹攻，而失去了荆州。特别是吴、蜀彝陵一战，西蜀元气大伤，再加上刘备和诸葛亮相继死去，后主刘禅昏庸无能，西蜀每况愈下，致使诸葛亮“兴复汉室”，统一中国的规划完全落空。

诸葛亮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不仅表现在他为建立蜀汉政权，统一中国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案，而且也表现在他深知治国之本。他分析政治形势，除考虑到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军事实力而外，还特别突出地强调恤民和用贤两事。他在论述东吴“不可图”时，指出“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论述益州“可图”时，指出益州、汉中“民殷国富”而其主刘璋、张鲁“不知存恤”，致使“贤能之士思得明君”。他把能否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从是否恤民和举贤着眼，这就更加显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卓见。

诸葛亮的崇高智慧和科学预见，并非天性而来，而是建筑在对现实的深入观察和了解，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对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之上的。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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